保山日报数字报牛是乡的本陈年旧事

本文转自：保山日报 -->--> -->-->

　　高黎/文　刁丽俊/图

　　历史不会重复，这不是一句套话，每一代人的经历与演变都有自身的一种逻辑，《陈年旧事》作为一代人的生活记录，感受也是属于那个历史时期的。

　　土膏初动正春晴，野老支筇早课耕。

　　辛苦田家惟穑事，陇边时听叱牛声。

　　——引自《御制耕织图第二首·耕》

　　如今的农村孩子，恐怕也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是“十指不沾泥”了。但对于我们这些50后来说，农村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记忆不仅是冉冉升起的炊烟，还有从村子里蜿蜒的巷道里走出来，看到朝霞就高兴得哞哞叫的牛，还有牛屁股后面跟着的是扛着犁的农民。

　　想起了牛，就想起了乡村。

　　农耕时代，牛既是人们种田的工具和帮手，更是生活的希望和梦想。当乡村还是集体所有制时，牛交给一家一户饲养，生产队派出两个社员统一放牧。赶出来的时间以牛波罗为号，牛波罗用水牛角做成，吹起来呜呜地响，一个寨子都能听见，似古代出征的号角。

　　牛波罗一响，大人正忙着，就让小孩将牛赶出来。小孩不在家，大人们不管手里正在忙着什么都会先放下，牛赶出来迟了就得自家放牧了，是个麻烦的事情。

　　寨子前面是生产队的会房，每天出工前都会到那里集中，听生产队长安排生产。会房旁边有块不大的空地，被挖成一个不深的宽坑，里面垫着山草，牛都赶到坑里等齐，吃着山草，拉着屎尿，也就帮着人们达到了积造农家肥的目的。

　　我家也养着两头牛，由我叔饲养。我叔特别喜欢牛，时不时地用手抚摸牛头，从上到下轻刮下来直至牛鼻。也许是太喜欢牛的原因，叔也得了牛脾气，那就是很犟，认定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村里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老犟”。对于牛，他却又没有了脾气，每天犁田后，还要割上一篮草，赶着牛一起回家。

　　那时我还是十来岁的阳光少年，印象最深的是牛圈前面的马槽，还有就是牛圈上面塞得满满的稻草。马槽是用来装草喂牛的长方形木槽，也是牛圈前面的栅栏，连着牛圈门。马槽的高度与牛前胸一样高，刚好能让牛伸出头来吃到马槽里的草。

　　马槽的四个脚柱是我上牛圈楼的梯子，每天放学回来没有什么事，就会爬到牛圈上的稻草里看书，柔软而又宁静，有时在草窝里睡着了，只到大人来叫吃饭了才会醒来。

　　每年过年，凡门上都要贴春联，牛圈门也不例外，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非常喜庆，是农家耕读的一道风景线，承载着农耕社会最朴实的夙愿和期待。

　　那年代学校只放农忙假，学生回家可以帮着大人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我被安排着去给生产队里放牛，把放牛的大人替换出来，投入到更紧张的劳动中去。

　　我把牛赶到山上，割好了山草，在一棵松树的浓荫下，躺在草地上睡着了。睡梦中只觉得痛痒难当，是山蚂蚁咬了我的脚，又疼又痒，于是醒来，阳光耀眼，天蓝得吓人。我爬起来看牛，发现它们有的在安静地吃着草，有的卧在山洼里的泥塘子里打腻。

　　山里万籁无声，却不知从哪里一阵风似的跑来一头公牛，眼珠通红，口角流涎，要与我们队的那头公牛干架，我想阻止却无能为力。好在我们队的那头公牛体型高大，扬起头示威似的对着跑来的公牛哞了几声，那头公牛自知打不过，于是转身溜了，我们队的这头公牛还追了一程。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生产队只能有一头公牛的原因了，其他公牛都要被阉掉成为牯子牛，所以说牯子牛不是天生的，是人为。

　　阉割的牛可以减少其攻击好斗性，使其性情温顺，因没有发情期，没有交配和求偶行为，不会因“争风吃醋”而上门挑衅与别的公牛干架伤身，也不会犁田时看到发情的母牛而不顾把犁撕烂狂奔而去影响春耕。

　　只是谁发明了这阉牛技术一直无考，有明确记载的是汉代就已经有了阉牛技术。一个生产队只留一头公牛，只会保留具有优秀基因的公牛作为种牛，使其后代品质更加优秀，各寨子的公牛还可互相借用。公牛被阉了以后成了牯子牛，便于役使，是牛耕的主要力量。

　　放牛是我的最爱，每天跟在牛屁股后面优哉游哉，山上更是风轻云淡，适合看书，这是《诗经》里的“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尔牧来思，以薪以蒸”的牧人形象。从西周至今已经是3000多年了，《诗经》里描绘的景象竟然丝毫未变。可见《诗经》之于今天，其中的岁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写这篇文章时，是想着以牛耕为题的。后来想，牛才是乡土之本，没有牛，哪来的“耕”？《王祯农书》里说，“农为牛本，有功于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牛有水牛和黄牛之分，也就有着不同的适应性。我们生产队地处坝区，相应的也就是水牛居多，几百亩水田全就靠水牛耕种。黄牛不多，除了当驮牛外，也会用来犁地。若是在山区，山高坡陡，水牛较之黄牛体型大也笨拙，容易滚坎子，一滚非死即伤，犁山地也是黄牛比较合适，水牛反而不适合了。

　　于是想到牛从哪里来，少年时曾指某条牛问我叔，我叔的回答是某头母牛下的，又问母牛从哪里来的，叔说是从哪个地方买来的，说得很详细也很认真，却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阿公却告诉我，牛是天上的神兽“兕”（sì），是太上老君的坐骑，玉皇大帝为了把更多的粮食收集到天宫，就派“兕”下凡传旨，要凡间“一天三打扮，三天吃一顿饭”。不曾想“兕”在来凡间的途中摔了一跤，把上牙磕掉了，说话不管风，也摔糊涂了，把玉帝的旨意传成“一天三顿饭，三天一打扮。”玉帝知道后非常生气：“你去苦给他们吃克！”将“兕”罚到凡间辅助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且只能吃草。“兕”也不争辩，因它厌倦了天宫那无味的空洞的生活，知道自己属于凡间，属于乡村，属于土地，也不再称“兕”而称之为牛。

　　这是一个在乡下流传很广的传说，只要你问牛为什么没有上牙，不论南方北方，人们都会这样告诉你，还会快乐的笑一笑，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事实上，耕牛是由野牛驯化而来的，捕获的野牛养起来，渐渐就被驯养为家畜了，并居六畜之首。

　　保山大地就曾经生活着许多大型动物，羊邑出土的剑齿象化石，就证明保山曾经生活过剑齿象。我们现在可以想象能在羊邑的森林里遇见剑齿象吗，显然不能。隆阳区塘子沟文化遗址、龙王潭洞穴遗址、施甸火星山大岩房崖厦遗址，老虎洞洞穴遗址都出土有虎、猴、鼠、羊、鹿等动物化石标本，其中就有水牛的骨骼化石，虽不能肯定都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否定早到六七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了驯养野牛的尝试。

　　2012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大甸山哀牢国古墓遗址，就在我们寨子南侧的大甸山上，就在我经常放牛的七树河南岸，出土有铜钏、铜指护、铜象牙、铜盖、琥珀珠饰等极具特点的其他器物，其中就有青铜水牛角，这是在云南地区甚至是西南地区首次发现，事实上我们寨子饲养的耕牛一直都是以水牛为主。

　　岁月不居，旧年已去。大甸山古墓距今已有一千多年，说明牛耕的历史比这更早，我们与一千多年前的祖先耕种着同一块土地，踩过同一丘田埂，崇拜牛也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

　　下面的文字，讲牛的来历，有学究的意味，会有些生涩，不似春花秋月、小桥流水那样读来惬意。但对于乡土来说，却是有意义的，因为乡土的一些习俗，特别是与牛有关的习俗，是由来已久的。

　　古人捕获牛一开始不是用来犁田，而是为了补充人体需要的蛋白质，随着生活的深入和对牛的观察，古人认为牛具有通灵的神性。甲骨文有“出入日，岁三牛”，是说在春分祭日的时节，要以三头牛作为奉献的牺牲。周朝祭祀制度更为完备，“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礼记·王制》），就是说祭祀天地的是小角刚刚长出来的幼牛，祭祀祖先的是牛角有一握之长的小牛。直到今天，独龙江畔的独龙族就“剽牛祭天”的习俗，目的是通过剽牛祈求神灵使氏族兴旺发达，生活幸福，可见牛祭祀文化影响的深远。

　　到了商周时期，牛逐渐被用于拉车，《周礼》中记载，“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来耗傍，以载公任器。”说明牛在当时除了食用和祭祀外，主要用来驾车，是古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周易·系辞传》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句，意思说把牛和马驯服，当坐骑或是拉车，拉得多，走得远，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商代已有牛车。

　　牛车，坐过吗？我是坐过的，我叔就曾有过一辆牛车，是他自己找了两个胶轮自己做的，用现在的话说叫“高手在民间”。牛车用来拉粪下田，上山割草，时速每小时也就三四公里，人坐在上面，不用驱使，老牛知道该往哪走，正所谓优哉游哉。

　　从商代到现代，两千多年的传承，牛车已被皮卡车代替。

　　从祭祀之牛到拉车之牛，是牛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西汉时期牛开始用于犁田耕地并得到推广，比起拉车来说，牛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在此之前，耕者望断阡陌，挥汗如雨，何其艰辛。有了牛耕，人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甩甩竹棍或是鞭子，泥土就被翻了过来，这是农耕社会的大事件。从此所有青青黄黄的岁月，就这样全被老牛拖拽到无边的泥土里，人类社会有了漫长的农耕的历史，牛的作用也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牛是农耕和运输的工具，拥有牛的多少成了贫富的标准，也是一个国家强弱的象征。《风俗通义·佚文》记述：“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诗经·小雅·无羊》载：“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翻成现代语就是：“谁说你没有羊？一群就有三百只。是谁说你没有牛？七尺高的有九十。你的羊群到来时，只见羊角齐簇集。你的牛群到来时，只见牛耳摆动急。有的奔跑下高丘，有的池边作小饮，有的睡着有的醒着。你到这里来放牧，披戴蓑衣与斗笠，有时背着干粮饼。”由此可以想见西周养牛业已具相当规模。

　　当牛成为农耕的主要生产畜力后，社会群体对牛的价值认知与情感会发生重大变化，将牛视为国之重宝。陈敷《农书》中说：“视牛之饥渴，犹己之饥渴；视牛之困苦羸瘠，犹己之困苦羸瘠；视牛之疫疬，若己之有疾也”。大有“老吾老及人之老”的意思，祭祀不能再杀牛了，除非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不得食用牛肉。

　　中国各朝各代都为牛立法，这里也就不得不掉下历史的书袋：《秦律十八种·厩苑律》规定，放牧官家牛马，有死亡要立即向所在县呈报，如呈报不及时或私自分尸吃肉，要按活牛马价格赔偿，还要治分管的吏、饲牛的徒，主管的令、丞都要治罪。《唐律疏议》载：“马牛军国所用，故与余畜不同，若有盗杀牛者，徒两年半。”当时还规定：耕牛死亡，牛皮、牛筋须上交官府，用于制作战靴、铠甲、缰绳、弓弦等，若藏匿被发现，轻者杖刑，重者坐牢、苦役。明代还把“牛戒”写成乡规民约，违犯了就要受到惩处。通过律例刑罚实施，乡规民约束缚，让爱牛护牛的意识深入人心，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对耕牛的需求。

　　几千年的风俗遗传下来，我们家乡也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种规矩一直延续至今，那就是不能杀牛。只有耕牛在放牧中不慎滚坎子摔断了腿，且无法医治的情况下，才会将牛分了吃。如果为村人辛劳了一辈子的牛老去了，村人对它的感情太深，一般不会再剥其皮，食其肉，只会含泪将其埋掉。

　　万事终有始，牛耕也一样，是谁发明了牛耕？《山海经》中记载了后稷之孙叔均，除了帮助后稷播种百谷之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贡献，这便是“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然而，《齐民要术》中又有“赵过始为牛耕”之说，《汉书·食货志》也载：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陕、甘一带推广牛耕。史载的这个矛盾，说明牛耕不应该是哪个“神人”发明的，而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土地广大，仅一个哀牢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东起云岭山脉、西至印多吉湖、北抵吐蕃高原南麓、南达景栋盆地，又有高山大川阻隔，牛耕技术的传入当是相当缓慢和困难的。哀牢国崛起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那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信息的传播也相当的迟缓，且是蛮荒之的，叔均或是赵过都不可能来哀牢国推广牛耕。

　　哀牢国的牛耕当是自然而然吧！

　　保证牛耕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给牛穿鼻绳，不管是水牛还是黄牛。《庄子·外篇·秋水》有云：“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意思是牛马有四肢是天生的，而用马络套住马头，用牛鼻绾穿过牛鼻，这就叫人为。《庄子》约成书于先秦时期，说明在秦之前或者是东周时期，就有给牛穿鼻的了。

　　发明牛耕与穿牛鼻绳，当在同一时期，否则根本就控制不了它，就不会乖乖听人使唤。穿牛鼻绳是在小牛出生4、5个月后，在它的鼻梁中间穿一个洞，然后用绳子拴住，牛就会变得温顺听话。

　　所谓“牵住牛鼻子”，指的就是牛鼻绳，说的是做事要抓关键。

　　真的佩服古人，在生物学还不发达的清晨，苦思冥想，想到了给牛穿鼻绳；抑或是在一次驯化中偶然的发现，发现了牛鼻子是牛的软肋，于是有制服牛的方法，这才有了牛耕。

　　牛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可以用来犁地，牛粪还可用做庄稼的肥料，谁家饲养牛，秋收后稻草、小春收后的麦秆、豆秆，都只分给养牛人家，因为那是牛的饲料，也供垫圈造肥，其他人家就没这份福利。养牛人家的畜粪因而也就比不养牛的人家多，而畜粪送到田地里做肥料，也是要给养牛户记工分的。劳动工分多的人家分得的粮食也就多，年终分红时也是长（cháng）款户，生活也就要比一般人家好些。养牛户比不养牛户有更多辛苦也是不言而喻的，多劳多得是那时的分配原则，只是养牛户有着更好多劳多得的条件。

　　牛皮还是皮革来源之一，做成皮衣、皮鞋、帽给人以保暖外，还可以划成一厘米宽的牛皮绳，俗称“皮挑”，比棕绳麻绳好用还牢多了；有些地方譬如说西藏还用牛屎做燃料，20世纪70年代，我在落勺傣族生产队当“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这个寨子草房的篱笆墙就是用牛粪拌草森灰糊成的，墙体干净又环保。

　　牛是乡之根本，是农家人的依仗，没有牛，农村就不再是农村，也就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没有牛，哪来的无边稻浪、袅袅炊烟？中国上下五千年，你找不到一个没有牛的村庄。

　　牛迎着乡村的朝霞而出，踏着晚霞而归，它走进田里，用角挑起牛杆放在肩上，把脚放平，把腿放稳，拖着犁在千年的时光里穿梭，在不尽的岁月里耕耘。再没有如此负重地行走了，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虽然缓慢却沉稳。历史就这样在牛的力行之下稳稳前行，不但创造了农耕社会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农耕文化。

　　我想象着自己也应该像牛一样，沉着而坚忍，讷言而温情，一次次耕耘，一次次收获，走过这辛苦而充实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