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蓝耳病对养殖各个环节的损害程度如何？生产过程中哪些环节会导致蓝耳病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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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蓝耳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危害性。蓝耳病病毒变异快、传播途径多样，易在猪群中持续存在与扩散，导致母猪繁殖障碍，引发流产、死胎等问题，显著降低产仔数及仔猪成活率。同时，蓝耳病常引起仔猪呼吸道疾病频发和生长迟缓，大幅增加养殖成本。若猪场蓝耳病不稳定、反复发生，不仅会严重影响猪群健康，还会打乱正常生产计划，降低整体生产效率。

维持蓝耳病稳定对减少猪场效益损失至关重要。8月15日，硕腾特邀中国农业大学周磊教授、硕腾中国高级技术服务经理杨丽梅老师，在线分享猪场蓝耳病维稳挑战与降损策略以及硕腾猪技术团队多年实践经验总结的“蓝耳病三色防控体系”，帮助猪场朋友实现蓝耳病的防控技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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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磊：猪蓝耳病在不同情况下，尤其在不稳定状态下，会造成猪场严重损失。以某2400头母猪场为例，蓝耳病不稳定时首先表现为典型的繁殖障碍：母猪流产、死胎、木乃伊胎增多，多为中后期怀孕母猪，常伴有发烧、减料；母猪产后乳汁分泌受严重影响，奶水差的比例上升；基础群猪只明显感染、出现抵抗力及免疫力下降的亚健康状况，如皮炎、泪斑、呼吸道症状或其他肢蹄问题。新生仔猪活力弱，弱仔比例增加，部分不剖检即可见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及明显继发感染，还可能出现非病毒性（如非PED或德尔塔病毒感染所致）的腹泻，僵弱比例较高。保育猪生长受阻，伴有关节炎、神经症状（多为链球菌感染），以及咳嗽、腹式呼吸、腹泻、背毛粗乱等，整体猪群表现不稳定。

从生产数据看，后备猪利用率可降至50%，流产窝数在疫情波动后可达23窝/月，返情和空怀比例上升，年分娩率降至81%以下；产仔数下降2-3头甚至更多；产房死淘率超5%，保育死淘率平均达18%，高时超过30%。按前年猪价估算，此类生产损失直接经济影响约600万元，若计入配种节奏打乱、固定资产折旧、人工及治疗成本增加，总损失可达1000万元左右。

即便在阳性稳定场，毒株变异或新毒株入侵（如类NADC34进入类NDC30驯化场）仍可导致巨大损失。例如山东某大型场原流产仅数头至数十头，新毒株入侵后三个月内流产近千窝，70日龄内仔猪死淘率高达20%。由此可见，阳性场一旦出现毒株重组或新毒株突破免疫屏障，其反复波动造成的累积损失同样不可低估。

周磊：蓝耳病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涉及稳定场与不稳定状态之间的循环关系。猪群中蓝耳病的循环状态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理想的阴性群体，即母猪和仔猪均为双阴状态。此时需引入核酸阴性的后备猪和公猪精液，通过严格的外防输入、持续监测和精准剔除来维持阴性，这种状态相对易于控制。第二种更常见的是阳性稳定群体，多见于生物安全条件有限、没有条件实现双阴的猪场。

从流行病学模型（SIR模型）来看，猪群可分为易感（S）、感染（I）和康复/免疫（R）三种状态。稳定状态意味着易感动物少，多数猪只通过感染康复或免疫接种获得抵抗力，病毒无法持续传播。而不稳定往往源于易感动物比例高，未免疫或未驯化，一旦暴露于病毒即发生感染和疫情暴发。因此，维持阳性稳定的关键在于管控后备猪——通过免疫或本场病毒驯化，使其在入群前具备抵抗力，从而维持SIR三角平衡。

具体实现稳定需从多方面入手。首要的是防止新病原传入，强化生物安全。风险较高的外来输入包括活猪，后备猪和精液的引入，需严格检测、隔离与驯化；设施漏洞和场址周边环境变化（如树木砍伐、道路修建、附近出现散户养殖）可能破坏外部屏障；病死猪处理车辆可能携带病毒，因其在组织、血液和粪便中存活时间较长；活疫苗等生物制品若受到污染，也存在传播风险。

后备猪引种是造成不稳定的另一重要因素。其风险包括两方面：一是引入带毒猪，可能由于未检出的带毒后备猪将新毒株传入本场，导致基础群感染；多来源、高频次引种时，不同毒株（如类NADC30和类NADC34）共存并重组，延长排毒和循环时间；隔离驯化时间不足或监测不到位，部分持续感染猪虽血检阴性但淋巴结、扁桃体等组织仍携带病毒，应激后重新活化排毒。二是引入易感猪，若驯化不充分或免疫不到位，即使抗体阳性率较高，也并不代表群体免疫充足；在基础群大量排毒的情况下，引入后备猪仍可能因病毒载量过高而感染，导致疫情波动。

病毒进入猪场后的场内循环感染同样引发不稳定。单点式生产中，不同日龄猪只混群加剧交互感染：病毒可垂直传播给仔猪，在保育舍扩散，并通过人员、物资传播回母猪群；未能全进全出时，遗留病猪感染新进仔猪，造成病毒载量放大和免疫崩溃。胎儿期感染和保育阶段混群也易导致疫情暴发。若不加管控，病毒在场内反复传播、重组甚至毒力返强。实验室证实，即使低致病性毒株经多次传代也可恢复强毒力，造成严重损失。

蓝耳病病毒传播能力极强，可通过空气、呼吸道、伤口、精液、消化道及垂直途径扩散，也可经靴子、针头、车辆甚至苍蝇机械携带。公猪精液长期带毒（疫苗毒可达40天，野毒可达90-100天）是重要风险点，必须确保公猪阴性。疫情暴发时常呈聚集性传播，与栏位、水线、料线分布一致。处理流产组织、胎衣等若不当（如直接冲洗形成气溶胶），会导致全场扩散，正确做法应是先密闭收集，再局部消毒、清洗、二次消毒，以降低气溶胶风险。

蓝耳病病毒自身特性也是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作为RNA病毒，蓝耳病病毒高度变异，导致毒株多样性和致病性差异显著。亲缘相近的毒株可能因片段重组（如获得高致病性非结构蛋白）而毒力悬殊，且测序仅能识别类型而非实际毒力。变异还导致抗原表位改变，使疫苗交叉保护不足，难以产生清除性免疫。此外，基因1型（欧洲型）等毒株的流行增加了防控复杂性，因此需要采取综合策略应对这些挑战。

周磊：目前国内流行的许多蓝耳病毒株源自美国，除经典的高致病性毒株外，诸如NADC30和NADC34等也均由美国传入。美国当前仍以谱系1毒株流行为主，偶尔出现谱系3毒株。相比之下，国内近年来经历了NADC30的广泛流行，且自2017年起NADC34也开始出现。尽管早期预测NADC34可能逐步成为优势毒株，但近两年的监测数据表明，NADC30的流行率仍显著高于NADC34，尚未被完全替代。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NADC30仍将是国内主要流行毒株。

针对疫苗选择，目前尚未有真正商品化的NADC30毒株疫苗上市。NADC30毒株本身具有高度变异性，常发生大片段缺失和重组。基础研究表明，该毒株在复制过程中易于发生基因片段替换或重组，导致遗传结构不稳定。

所以，如果要将 NADC30 毒株作为驯化毒株使用，千万不要长期或多次免疫相关疫苗。这类疫苗未经完全评估或官方认定，长期使用或像商品化疫苗那样一年免疫三次是非常危险的，已有很多失败案例证明其存在返强风险，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周磊：公猪精液中病原的检测成功率受检测水平、采样方法及具体操作情况的影响。我们知道，相较于血清或口腔液等样本，精液检测的难度通常更大。这主要是由于精液中蛋白质含量较高，且存在一定的浓度和成分差异，使得核酸提取更为复杂。因此，建议将精液视为一种组织样本进行处理。可通过添加裂解液或进行一次冻融等前处理步骤，以提高核酸释放量和检测阳性率。另一方面，应优先选择质量可靠、灵敏度高、覆盖毒株范围广的检测试剂盒，这些都是影响检出效果的关键因素。

若经过上述处理仍检测不到病原，则需谨慎判断到底是检测灵敏度不足，还是样本确为阴性。在实际操作中，理想的做法是将公猪站置于空气过滤、生物安全级别高的阴性环境中运行，或直接将工作站建于外部独立区域，最大限度维持阴性状态。若不具备自建阴性公猪站的条件，也可选择采购来源可靠、经严格检测的阴性精液。如果不得不使用某头公猪的精液，则需清醒认识其中风险。即便公猪血液检测未显示病毒血症、精液目前检测为阴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精液排毒的可能性。由于血液样本的检测敏感性通常高于精液，因此存在公猪实际已感染并在排毒、但精液样本未能检出的情况。

建议应尽力提高检测条件的标准，确保结果准确可靠。要明确的是，阴性检测结果并不代表绝对安全，但一旦检测呈阳性，则此类精液坚决不可使用。降低风险的根本，仍在于提升检测精准性与系统性的生物安全水平。

周磊：关于蓝耳病病原检测的窗口期，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窗口期的长短与感染条件和个体情况密切相关。在理想条件下，如对单头隔离饲养的猪进行精准攻毒，其在实验室环境中可观察到的病毒血症期通常为28天至35天。这一期限会受到猪只日龄、体重及病毒毒株体内复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但一般不会超过42天，极少有更长的案例。然而，组织带毒的时间则远长于病毒血症期。根据文献报道，病毒在组织中的持续存在时间最长可达170天至180天左右，尽管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很少观察到如此长的带毒期。

就不同样本的检测特点而言，口腔液、血液及组织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国外针对公猪进行的系统监测研究，口腔液（唾液）的阳性检出时间通常早于血液，但其病毒载量较低且排毒具有间歇性，导致检测结果不稳定。相比之下，病毒血症出现后，血液中的病毒载量通常较高且持续稳定，直至病毒血症结束，因此血液样本是检测病毒血症期感染最可靠的样本。

若论及组织带毒检测，扁桃体拭子（或称咽拭子）的敏感性显著高于其他方法。理想的采样方式应使用带刷头的拭子刮取扁桃体表面，从而获取附着有病毒的组织细胞，而不仅是口腔分泌物。广西五祥团队曾进行过细致的研究显示：在已完成驯化的后备群中，血液检测仅检出2头左右阳性，而同群200多头猪的扁桃体擦拭样本却检出16-19头阳性，其敏感性接近血液检测的10倍。因此，扁桃体拭子能够更敏感地反映组织带毒状态，适用于评估猪群潜在排毒风险。

在实际生产中，无法通过剖杀评估组织带毒，因此扁桃体擦拭样本成为评估群体带毒状态和排毒风险的重要替代方案。一旦扁桃体样本检测转为阴性，虽不能完全排除极个别猪仍带毒的可能，但可以认为群体水平排毒风险已显著降低。